在最后一段，他寫道：“輪子不斷地轉(zhuǎn)。香港在招手。北角有霞飛路的情調(diào)。天星碼頭換新裝，高樓大廈都有捕星之欲。受傷的感情仍須燈籠指示。方向有四個。寫文章的人都在制造商品。拔蘭地。將憎惡浸入拔蘭地。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。”

　　北角，如今是福建新移民的落腳之地，但在五十年代初，大批的上海人則以北角為首選之地。各行各業(yè)的上海人都來到香港，據(jù)出版界前輩所說，幾乎所有印刷廠家的老板都是上海人，技師也是上海人。去印刷廠當學徒的，如果不懂得聽上海話，會被炒魷魚。

　　有一次與也斯兄聊天，他說北角曾是許多作家生活過的地方，金庸、劉以鬯先生等都住過，他也曾住過。然而，如今除了不少上海理發(fā)店還艱難地生存著之外，北角早就沒有《酒徒》所說的“霞飛路的情調(diào)”了。但是，記憶仍存在于潮濕的空氣里面。

　　住家中開設＂懷正出版社＂

　　二十多年前，因文學之緣而認識了劉以鬯先生，總覺得他永遠保持著上海文化人的習慣，西裝骨骨，發(fā)型整齊，鐘意飲咖啡、吃西點、品嘗美食，談吐文雅，對西方文學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，對內(nèi)地、香港的文壇更是如數(shù)家珍。讀他小說，似乎可以看出他的濃濃的上海情結(jié)。因而，我相信，該是上海孕育了他人生前三十年的文學基因，而他的家庭非富即貴。

　　因編選《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》系列，又與劉以鬯先生交往多了起來。有一天說到他的家教，我才知道，劉以鬯先生出身于一個英語流利的華人教師之家。他的父親劉灝，字敬如，祖籍浙江鎮(zhèn)海，乃是老同盟會會員，于1925年擔任黃埔軍校的英文老師兼蔣介石校長的英文秘書；他的大哥劉同縝則為宋美齡女士的英文秘書，直至1949年經(jīng)香港移居巴西。而劉老（原名劉同繹），字昌年，1941年畢業(yè)于圣約翰大學。想當年，他也是上海灘上美少年，且是運動健將。他常常提起：“我是圣約翰大學籃球代表隊成員，我們常出外去與人家比賽哦！”搞不好，對頭都是洋人的球隊。他能身體長壽，也得益于他長期的體育運動才能吧——我忖度。

　　“那時我們家就在法華區(qū)的江蘇路上，離靜安寺很近。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我從陪都重慶回到上海，又回到我的老房子住，以后辦‘懷正出版社’就在我們家樓上。那時，也�？吹綇垚哿崴麄冞@些作家在這一帶出沒的，很平常的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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