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正是南京政府風雨飄搖的年代，金圓券帶來的物價飛漲使得社會動蕩不安，懷正文化社也難以為繼了。劉以鬯先生遂南來香港，以文為生。據他對筆者所述，父親劉敬如先生早于1947年就逝世了。懷正社人去樓空，只留下劉以鬯先生的母親與大哥。翌年，大哥劉同縝也帶著宋美齡女士的印鑒及有關文書來到香港，將有關印信交付給蔣夫人使者之后，就攜家眷移居南美，后客死于巴西（劉老的侄兒Louis Lou遵父囑將B棟的房產權也交給了叔叔劉以鬯全權代理）。而劉老的母親一個人留守大屋直至上海解放。當時的街道委員會代表政府對老太太說：“你一個人住這么一間大屋也甚不方便，不如我們幫你找間小一點的房子吧！”聽說她先遷居去了愚園路，后來因生活上乏人照顧搬回浦東老家去住，也在那里終老了。

　　而劉以鬯先生自1948年來港之后，直至1994年才第一次回滬。他與太太羅佩云女士去江蘇路重訪舊居，五十年彈指一揮間，上海發(fā)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，但劉先生伉儷沒費多少周折就找到了當年舊居。

　　關于這次重回舊居，劉老在2002年5月9日寫的《回家》一文中這樣說道：在香港住了四十多年，我懷著深厚的感情重回老家�；氐郊议T，意外地見到鐵門的石柱上掛著一塊學校的牌子。這是星期日，鐵門關閉。我摁著門鈴，一個白發(fā)看守人走來應門，睜大眼睛對我凝視片刻，用微抖的聲調問：“找誰？”我說：“這是我的家。我是屋主。”我邁步朝里走去。白發(fā)看守人不加阻攔。進入舊居，見到的東西很熟悉，也很陌生。底層的出版社已變成學校的校務室；客飯廳已變成課室。我走上二樓，摸著樓梯的扶手好像緊握親人的手，暖烘烘的。二樓的房門全部緊閉，我無法見到房內的情形。我走上三樓，雖然臥室與書房已變成課堂，我仍能從房門、鋼窗與天花板上感到家的溫暖。站了十幾分鐘，舍不得離去也不能不離去。我緊握樓梯的扶手一步一步走下熟悉的梯階，走出旁門，走到鐵門邊，見到那個白發(fā)看守人，我提高嗓音說：“這是我的家。”白發(fā)看守人搖搖頭，用輕細底微的聲音說：“這是學校。”

　　但那不僅僅是他的舊家而已，它曾經是上海上世紀40年代末一家影響頗大的文學出版社的所在地，在這個文學重鎮(zhèn)中，曾經出版過多少中國作家的重要作品！它也是上海灘上的一所老宅子，劉家兩代人都與老民國的許多往事繞在一起。

　　華東師大錢虹率先探得劉家舊居

　　于是，香港與內地文學界的朋友們開始了對這所上海江蘇路559弄99號A、B棟“懷正文化社”舊址的探尋之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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